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走的是文化互化融合的道路。例如,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向少数民族学习,通过“胡服骑射”而改变华夏服装和兵种——穿胡服、组建骑兵,就是文化交融互化的举措。《史记·匈奴列传》说:“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但使自身军力和战力迅速提升,变得强大起来,而且还成为古代中国军事和兵种变革的契机。
赵国的邻国中山国,原本是北方少数民族鲜虞建立的小国。考古发现表明,中山国华夏化程度很高。从中山国两座王陵出土的文物,包括青铜礼器、乐器、生活用器、雕塑以及玉石器、漆器、陶器和青铜器铭文来看,这些物质文化与同时期的赵国、韩国和魏国墓葬出土的文物相近,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只是一些帐幕构建,还反映出游牧生活的痕迹。这说明,战国时期北方民族鲜虞所建立的中山国,在与赵、韩、魏等政权长时期交往过程中,与中原文化方面的差异逐渐消失,走向华夏化道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华夏文化的胡化,而中山国则是胡文化的华夏化,二者的变化属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互化融合。
再以音乐和文学艺术为例,从南北朝到隋唐在北方流行的所谓“胡歌”“胡乐”“胡舞”“胡戏”,最后都融进了汉文化,成为汉文化的组成部分。流传至今的《敕勒歌》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敕勒人唱的一首民歌。脍炙人口的《木兰辞》,创作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它在艺术形象上反映出北方妇女的特色;在语言文字上,词兼胡汉,“天子”“可汗”并用,是在民族融合土壤上开放的一朵奇葩。
北朝的音乐直接影响了唐代的乐曲,唐十部乐有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其中大多是来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北方的河朔文化和南方的六朝文化一起,构成了高度发达的唐文化的两个来源。元朝的戏曲、散曲、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各民族文学艺术交融的结果。中华文化是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精髓,并通过文化互化融合而形成的,其中的许多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具备超越时空的价值,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是人类文明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