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走的是文化互化融合的道路。例如，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向少数民族学习，通过“胡服骑射”而改变华夏服装和兵种——穿胡服、组建骑兵，就是文化交融互化的举措。《史记·匈奴列传》说：“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但使自身军力和战力迅速提升，变得强大起来，而且还成为古代中国军事和兵种变革的契机。

赵国的邻国中山国，原本是北方少数民族鲜虞建立的小国。考古发现表明，中山国华夏化程度很高。从中山国两座王陵出土的文物，包括青铜礼器、乐器、生活用器、雕塑以及玉石器、漆器、陶器和青铜器铭文来看，这些物质文化与同时期的赵国、韩国和魏国墓葬出土的文物相近，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只是一些帐幕构建，还反映出游牧生活的痕迹。这说明，战国时期北方民族鲜虞所建立的中山国，在与赵、韩、魏等政权长时期交往过程中，与中原文化方面的差异逐渐消失，走向华夏化道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华夏文化的胡化，而中山国则是胡文化的华夏化，二者的变化属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互化融合。

再以音乐和文学艺术为例，从南北朝到隋唐在北方流行的所谓“胡歌”“胡乐”“胡舞”“胡戏”，最后都融进了汉文化，成为汉文化的组成部分。流传至今的《敕勒歌》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敕勒人唱的一首民歌。脍炙人口的《木兰辞》，创作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它在艺术形象上反映出北方妇女的特色；在语言文字上，词兼胡汉，“天子”“可汗”并用，是在民族融合土壤上开放的一朵奇葩。

北朝的音乐直接影响了唐代的乐曲，唐十部乐有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其中大多是来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北方的河朔文化和南方的六朝文化一起，构成了高度发达的唐文化的两个来源。元朝的戏曲、散曲、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各民族文学艺术交融的结果。中华文化是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精髓，并通过文化互化融合而形成的，其中的许多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具备超越时空的价值，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是人类文明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