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是一门重要的哲学思想。从先秦的哲思滥觞，到历代王朝的治国圭臬，儒家文化早已超越地域与族群的边界，让“大一统”观念深植人心，成为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根脉之一。

当前，《儒藏》编纂作为抢救整理儒学文献的重大工程，已收录数千部汉文典籍，却尚未系统收录历代民族文字儒家经典。

这些承载着多民族智慧的文化瑰宝，或散佚于古籍库藏，或未被充分发掘。如何让这些沉睡的民族文字经典重焕光彩？怎样将其系统纳入《儒藏》体系，完整呈现儒家文化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传承全貌？做好这项工作，既是对历史文脉的接续，更是对现实文化建设的重要回应。

▲《儒藏》（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儒家文化是我国古代影响深远的主流思想文化，自先秦创立以来，其两千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从中原向边疆不断传播的历程。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或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都深刻认识到儒家经典的文化价值，为巩固统治、推进教化，大力组织儒家经典的翻译工作，在接受儒家文化、以儒治国方面形成了深厚的传统。

各民族文字翻译的儒家经典，不仅推动了儒家思想在更广阔地域的传播，更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强化“大一统”观念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多语种儒家经典与汉文原著共同构成了中华儒家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8世纪初，金城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量汉文书籍。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专门向唐朝求取《毛诗》《礼记》《左传》《战国策》等典籍，开启了藏文翻译儒家经典的先河。

自此，始有《礼记》《战国策》等古藏文译本传世，其中敦煌石室所见藏文《今文尚书》，堪称民族文字儒家经典的瑰宝。

▲《布画金城公主进藏图》唐卡（图片来源：中国民族网）

辽代自创制契丹文字伊始，便仿效宋朝设立国史院，监修国史，同时分工翻译汉文典籍，如萧韩家奴翻译的《贞观政要》《通历》等。

金代设立国子监，刊印教学用的儒学九经、十四史以及《老子》《荀子》《扬子》等书。金朝创制女真文后，于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设弘文院，“掌校译经史”，编译大量儒家经典，仅《世宗本纪》所载的女真文儒家经典译本就有《易经》《书经》《孝经》《论语》《孟子》《贞观政要》《孔子家语》等多种。

▲北京国子监：元明清三朝的国家最高学府（图片来源：北京市人民政府）

西夏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字，“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蕃书、蕃语，即为西夏文、西夏语。之后，毅宗谅祚向宋朝求赐儒学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经史书籍。现存的有西夏文刻本《论语》，写本《论语》《孝经》《孟子》等，另有《贞观政要》西夏文节译本《德事要文》刻本传世，见证了儒家经典在西夏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西夏文《论语全解》图片（图片来源：《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

元代忽必烈推行“尊儒兴学”，“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擢用一批通晓回鹘体蒙古文的汉族文人翻译儒家典籍。其中深受忽必烈重用的赵璧，翻译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大学衍义》等，另有王遵、史弼、马充实等翻译了《尚书》《孝经》《帝范》《贞观政要》等经典。

元朝还专门设立兴文署、艺文监，“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者，俾兼治之”。元代翻译刊刻了大量儒家经典，并有蒙古文、蒙汉合璧版《孝经》等刊本传世。至元六年（1269年）创制八思巴文后，元代开始以八思巴文翻译刊刻儒家经典，并被后世诸帝效法，史载《孝经》《贞观政要》《大学衍义》《蒙古字韵》等，均有八思巴文刊本。

▲《回鹘蒙古文＜孝经＞》于2022年9月再次出版。该著作使用的底本为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回鹘蒙古文＜孝经＞》（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网站）

清代，努尔哈赤、皇太极十分注重学习中原文化和历史典籍。1599年，努尔哈赤令额尔德尼、噶盖等人创制满文，开始翻译汉文儒家经典。1632年，皇太极令达海改进满文后，大量翻译汉文经部、史部典籍，《四书》《孝经》《通鉴》等在入关前即有译本。

入关后，清朝进一步推进儒家经书翻译。特别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四十八年（1783年），清朝将之前已译的《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重新翻译，于武英殿修书处刊印，此本较以前之版本更为精准。三槐堂、二酉堂、聚珍堂等北京琉璃厂当时著名的书肆，直至清末一直刊印上述满文儒家经典。

目前正在进行的《儒藏》编纂工作是我国一项重大的学术文化项目，旨在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儒学文献及其相关史料。近年来，学界充分认识到编纂《儒藏》的必要性，许多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在从事《儒藏》编纂工作。

▲2023年《儒藏》“精华编”成果发布暨全本启动大会（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

其中，始于2003年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工程，由北京大学联合海内外数十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承担，400多名专业人员参与编纂，取得了重要成果，已完成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收录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全本，出版500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

另外，四川大学《儒藏》采用“经、论、史三藏二十四目”分类体系，历经25年，于2022年前完成编纂工作，编纂出两种版本：一为收录5000余种文献的全本《儒藏》；一为收录90种论著的精编《儒藏》，并以线装《儒藏精华》出版。两者基本上完成了汉文《儒藏》和《儒藏精华》的编纂任务。

作为系统整理儒学成果的大型丛书，《儒藏》应当全面反映儒家文化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承发展。然而迄今为止，各民族文字的儒家经典均未被系统收录，甚至在古籍目录中也难得一见。

基于民族文字儒家经典的重要性，我们在保护民族古籍文献的同时，更应系统编纂历代民族文字的儒学经典。如此方可完善我国的《儒藏》编纂，并更好推进理解儒家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制作发布：内蒙古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内蒙古民族团结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