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海飞1　刘梦舒2

1．　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兰州大学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中心；

2．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一、问题的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集体记忆之维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接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历史演进与当代实践交互作用下形成的意识形态，既凝结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集体经验，又彰显着共同体成员基于“五个认同”形成的价值共识。叙事对群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有积极作用。因此，立足当下的意识构建和强化问题，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不仅是强调中华民族共抗争、共同觉醒、共同谋求复兴的宏观叙事，还是产生于共同体所有成员生命历程以及日常生活中交往和互助的微小叙事。在中华民族的框架下，各民族群体的叙事蕴含并传达着丰富的信息和价值，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思维展现，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和细节。日常生活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具有即时性、碎片化等特征，但在较大的尺度上，依然可以超脱原本的形态，从中体现、归纳出内容上的人文意义和形式上的科学思维。关于集体记忆，有超越百年的学术研究脉络，并开启了口述史的研究领域。集体记忆是依据历史事实和社会背景，超越个体视域建构的集体叙事。哈布瓦赫认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可以说，个体记忆在社会组织和结构中构成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又在聚合等行为实践中展现。保罗·康纳顿认为记忆是社会群体的回忆和想象，“是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一套有序的期待”，并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表达、操演和保持。之后，扬·阿斯曼将集体、记忆和文化相连，认为“文化记忆”是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通过文字、仪式、法律书写等实现“对久远过去的一种集体理解和集体建构”。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沃茨奇和罗迪格继续讨论了集体记忆的动态性和活跃过程，认为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共享一套共同的文化工具（如叙事形式）；伯内尔等认为，集体记忆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们对该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持有共同的、文化塑造的记忆，并为集体提供身份和社会功能。集体记忆的概念、性质、延续方式和功能，都指向了群体归属和共享的实质，并通过回忆、叙事和书写实践在群体之内传播和分享。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与各民族群体在长期历史中积累形成的集体记忆密切相关。“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间的关系。”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在持续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的共同的集体记忆，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话语。尤其在民族走廊，多民族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互动和交融中，生成关于历史事件和日常感知的集体记忆，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重要内容。各民族群体经历共同的历史过程和生活现实，有着彼此关联、相似的记忆，其中也包含族际间互动的记忆。因为记忆，各民族在互嵌格局中形成文化认知以及跨越民族边界的理解和尊重。在由记忆联结的群体中，共享的记忆成为共有的精神财富，通过不断地诉说，实现了以叙事为表征的对记忆的择取、展示和代际传递，由此具现出民族和谐相处的事实，形成群体所有成员的深层情感共鸣，继而以深刻的精神联系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伴随地方社会变迁和发展，各民族集体记忆日益凸显对地方和国家的双重认同指向，既构建起地域归属意识，又强化了国家认同的政治和文化基础。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研究多注重三方面的分析和阐释。一是宏观视域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内在意蕴、必要性和实践向度的探索；二是中观视野中，对多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话语的建构基础、实践路径与优化理路的探讨；三是微观视角中，以公共媒介的内容生产为切入点，例如新闻报道、电影电视剧创作等，印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形成发展过程及意义；或是聚焦民间节日中的礼俗文化互动，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作用。总体来说，已有研究覆盖广泛，角度新颖，充分显现叙事研究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和发展的作用与前景。同时也应该看到，凸显主体性视角、基于具体历史过程的多民族集体记忆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支撑研究，仍有较大空间。中华民族中的各民族群体作为具有主体间性的叙事行动者，其文化自觉与话语实践事实上已经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能动性力量。因此，探赜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如何演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口述史是记忆拥有者根据亲身经历口头诉说的历史。口述史不应该理解为个体故事的简单叠加，而是社会结构镶嵌在个体生命历程之中的集体记忆表征形式。以口述史为载体，通过历史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形成的集体记忆的整合呈现，可以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基本支撑。一方面，各民族群体中丰富的个体生命体验，往往是国家宏大叙事、区域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的微观呈现，故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可以通过个体的生命口述史实现不同面向的、更有温度的表达。另一方面，各民族共居共享的生活环境和依附于国家发展历史洪流的相似的个体人生轨迹，使各民族群体的集体记忆有着相对一致的叙事框架。该框架通过口述史彰显，对理解民族、地方和国家认同至关重要。经历“大搬家”的裕固族老人是国家重要历阶段的参与者，也是地方社会发展的见证者。在集体化和改革开放时期，他们经历了　1954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1958　年甘青草原划界勘定、1984　年草原双承包责任制实施等历史节点，目睹了新的民族地方生成与发展、各民族团结进步、生活实现全面小康、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这些事件和经历嵌入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使得他们的集体记忆饱含丰富的内容情节。老人集体记忆的历史社会背景和长时段特征赋予其口述资料的独特价值。通过老人群体的口述资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现实得以呈现，人们普遍的情感和不同层级的认同得到表达。由老人集体记忆衍生的口述史资料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大搬家”过程及搬迁后的跨民族交往过程；二是跨民族的情感故事；三是国家和地方认同话语以及由认同产生的行动。老人群体的口述史体现出特定地域和历史社会背景下，集体记忆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演进过程。

二、实践整合：“大搬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基础集体记忆的产生深嵌于社会结构。在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事件总是会影响或决定某一群体的集体行为和经验。对安土重迁的中国人而言，集体的迁徙推动群体成员在纳入新的社会环境和关系的同时，会在群体内部构建一致的相应行为和关系记忆，产生适应新的社会情境的叙事话语。“大搬家”集体记忆源自肃南“大搬家”过程。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颁布，规定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可以根据民族关系、经济发展条件和历史情况建立三种类型自治主体的自治地方。为解决少数民族散居安置问题，甘肃省于953年7月召开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同意成立肃南裕固族自治区　（1955　年改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该区以张掖县康乐区、高台县第六区、酒泉县祁明区的原有界线为区域范围。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在确定行政界线之初，与周边省、市、县仍存有界线勘定遗留问题。1954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区成立之后，位于甘青边界上的八字墩、托勒、苏勒草原依旧是两省共用的放牧“公地”。1958　年，甘肃、青海两省召开会议协商界线勘定遗留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一是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移交青海省管辖；二是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搬迁到甘南州；三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迁至皇城滩。最终，第三方案获得通过。从方案中可以看出，两省将肃南视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整体”，希冀实现全县的搬迁。将少数民族人口聚集在同一地理空间中，使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利，不仅仅是各民族当家作主，平等团结的要求，更是国家通过“聚焦共同体内民族结构演绎的制度建设”，实现对少数民族管理和民族地区治理的制度设计。1958年12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大搬家”正式拉开序幕，并在1959年4月完成第一　批　搬迁。“大搬家”过程显现了20世纪50年代地方民族社会的整合方式。为了更好实现民族社会治理，国家实施了统一的制度安排，在新生成的空间中有效推动各民族群体在多个层面的交流。具体表现为搬迁后形成全新的民族分布空间，民族数量和民族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更大规模的族际交往开始显现。搬迁之前，皇城滩“居民中汉族最多，占35户；回族次多，占20户；蒙古族占5户，土族7户，藏族1户”。经过搬迁，不同区域的蒙古族、藏族、回族、裕固族向皇城迁移，并被纳入新的生产组织——皇城公社。随着第一批搬迁工作的完成，皇城人口增加，形成由汉、裕固、回、蒙古、藏、土等多民族共同构成的互嵌格局。其中裕固族人口最多，计179户814人，其他各民族如藏族14户64人，回族13户52人，蒙古族2户3人，土族1户3人，汉族17户95人。在新的互嵌格局下，搬迁后的裕固族群体不断适应和拓展迁入地区的人际交往情景和关系，群际接触和交往互动日趋频繁，与周边各民族的联系愈加紧密，一起向着民族共同体迈进。共同体成员的相似经历和彼此间的密切关联是集体记忆形成的两个核心要素。集体记忆通过个体记忆传达和实现，个体记忆可以构成集体记忆回溯与解释的依据。在迈向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各民族群体通过与周边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经历，形成集体意识，并在持续的时空作用下，逐渐生成以个体记忆为支撑的集体记忆。以裕固族老人　AFL　为例，他在“大搬家”之后个体记忆的主要内容是各民族共同生产和生活中的密切往来。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实施时期，AFL　分得了一片草场。这片草场处于皇城镇与门源县的交界地带，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是多民族跨界共同放牧的区域，“是一民族杂居牧区，主要（为）放牧草原，与青海门源、祁连接壤”。“当时我学习了开拖拉机，成为拖拉机能手。当时藏族让拉牛拉羊，或是回族让拉草料，他们都要找我。”随着生产中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民族群体跨越生产互动，逐步推进生活层面的交往交融，族际通婚与跨民族家庭的组建往来越来越普遍。AFL　在牧业生产中和一名青海门源东川镇的藏族女子相识，之后相恋并组成家庭。妻子去世后，AFL与妻子的娘家人一直保持联系，姻亲家庭的持续往来成为他对自己所处族际交往环境的具体表达。“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娶青海媳妇的人特别多，我的老婆子原来就是青海人，藏族。他们以前就住在青海的草场上，我们结了婚，就到这边牧业上。老婆子去世后，我经常骑着摩托车去门源看亲戚，亲戚们也都拿出酒和肉招待我。伴随自身长时间跨民族交往经历及跨民族家庭生活的过程，在和谐家庭氛围的浸染和亲身经验感受中，AFL在观念层面逐渐实现对回族、藏族文化异质性的理性认知，进而达成跨文化理解。跨族交往的记忆既包含着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还蕴含着对所处环境中多民族和谐共处、相互依存的深刻认识。“在门源，回民占平川种田，老藏民在山上放牧。我觉得回民以前就是从平的地方来的，他们种田好，所以占平川。藏民就跟我们一样生活在海拔高的地方，适应了山坡，所以山坡上放羊。不管以前是啥样子，现在的回民、藏民都能成朋友。”AFL个体记忆中的内容及其发展，支撑了裕固族老人集体记忆的形成与建构过程。基于特殊地理区位，裕固族老人经历了多民族生产互助传统，并留下生产协作关系的清晰记忆。族际通婚则跨越生产领域，进一步延伸至社会生活领域，演变为家庭成员交往关系和民族交融记忆。持续的、不断延伸的族际互动促使老人形成了从朋友、家人扩大到群体的共同体认知，使其个体记忆成为民族互嵌格局中集体记忆的典型内容。总体来说，“大搬家”过程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中生成的多民族互嵌格局是老人集体记忆产生的核心社会情境。老人在国家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过程中完成搬迁，又在整合后新的民族关系格局中通过民族交往实践形成新的民族交往记忆，使记忆具有鲜明的多民族聚合特征，从个体到群体，反向塑造、影响地方的民族交往文化和多民族交往现实。当特定社会过程生成新的社会空间，作为叙事主体的老人也在社会关系建立过程中自然建构出从生产协作到生活交融、最终达到文化理解的集体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基础。

三、情感融入：国家感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生成“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大搬家”过程是各民族群体对国家行为的积极响应与具体行动，通过这一过程和其后的新家园建设实践，裕固族老人的集体记忆逐渐累积民族间交往日益紧密且深度融合的叙事内容。特殊事件和特殊历史过程能够激发民族群体对国家的感知，体现集体的情感归属需求，被赋予特殊的意义。经历“大搬家”的裕固族老人群体及其集体记忆的表达在社会关系变化中集中指向各民族情感交流与浸润，形成各民族共有的情感叙事，并通过不断讲述，实现传播与代际传递，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生成。群体情感根植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全方位的国家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农业牧业合作化及改革开放使各民族群体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个人的幸福感、获得感推动个体自身感知与集体、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正是在感知发展过程中，个体的国家公民身份不断被强化，由此产生服务国家建设的强烈意愿。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不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忆集合，还是在强化国家感知的基础上，各民族群体以公民身份不断奉献，致力于国家发展的记忆表达，是基于社会与历史以及共同体的共识所呈现出的集体记忆。20世纪50年代，“大搬家”老人的经历以及后来形成的话语表现出个体的认知和行为与国家目标的高度一致。搬迁最初报名之时，就有108户532人自愿迁到皇城，占搬迁总户数的47％。集体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共同作用下，老人依据“大搬家”的亲历过程完成集体记忆的讲述。同时，在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引导下，老人将特定年代的情绪融入叙事中，形成两类记忆表述。第一类是响应搬迁号召，积极融入国家行动的记忆表述。在此类表述中，老人总会重点强调自己当时搬迁的主动和搬到皇城之后的个人感受，满怀深情地讲述起当初搬迁时的振奋与憧憬，以及对国家号召的积极响应。同时，他们也会讲述搬迁之后的理想与目标，诠释为国家奉献的坚定信念。AYC老人说：“干部来到家中动员，说皇城滩就跟美丽的城市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里特别广阔，都是四四方方的草场。我听完后，就说明天就高高兴兴地走，就把帐篷和牛羊收拾上。”第二类是超越“苦难”的记忆表述。特殊时期的苦难记忆，往往成为群体情感的表达特征。但在“大搬家”老人的口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知集体记忆中对“苦难”的超越。老人强调搬迁过程“一点都不觉得苦”，实则是以精神感知覆盖身体感知。身体的记忆在精神层面获得超越，在更加宏大的意义感召下，老人对“大搬家”过程有了不苦的价值判断，原因也在于深厚的国家意识。AYC老人说：“当时动员的时候，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走，当时领导说：‘我们的决心是什么？快马加鞭要前进。’我们有些老人从老家出来的时候，背着行李，赶着牲畜，走到这个路上的时候，也有走不动的，该抱的抱上，该背的背上。到了晚上，就找一个背风的山窝窝躺着睡觉，当时觉得一点都不苦，就是跟着国家走啊。”从“大搬家”老人的两类记忆表述可以看出，他们的叙事建立在国家意识与地方民族社会的实然联系之上。正是因为有国家意识的存在，其集体记忆才能根据地方民族社会的具体事件，形成为国家奉献、与国家同行的义务感表达，体现出归属性质的民族心理。当然，老人的义务感叙事

话语并不是一成不变。当人们存在的社会空间发生变迁时，建立在之前社会形态和文化模式的叙事话语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改革开放后，“牧区社会的组织框架由总体性组织转变为‘家庭—村落’的联结体系，而社会关系则向大家庭中心的亲属关系和村落基础的地缘关系发展”。在社会关系的嬗变中，搬迁后的老人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联结，集体记忆的内容逐渐偏向自身个体、家庭与更大范围社会交往对象的情感联系。显现这一特征的口述材料集中于跨族婚姻家庭成员的文化融合以及工作情境中各民族成员的情感共享。“大搬家”之后出现的跨族婚姻家庭很多，家庭成员之间的文化互动以及背后的情感交流受到民族走廊大环境影响，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群体性特征。裕固族老人　BJH　与藏族丈夫组建家庭后，积极学习藏语，同时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着装。诸多方面的文化共生与融合，显现家庭空间中人们面对多样性民族文化的智慧。“1978年，通过泱翔亲戚的介绍，我和丈夫结婚。我的丈夫是青海囊谦的藏族，他是当过兵的，也是上过学的人，有文化，又教我说藏语，又教我汉字。我每次用藏语跟他说话，他都会非常高兴。跟他结婚之后，我还是穿裕固族服装，每次跟他说，我传承我的父母亲，你传承你的父母亲，我们各穿各的衣服，他都会同意。”

“大搬家”后的老人在工作情境中与各民族同事交往的案例更加丰富。跨越民族文化边界的情感共享记忆主要集中于搬迁后的人际交往环境，特别是在工作环境中，出于工作目标需求，各民族成员共同拥有学习周边其他民族语言的过程和经历。在共同的学习与交流中，裕固族、藏族和汉族利用语言的趣味意义拉近彼此的情感距离，在语言交流中实现群体内部各民族成员间的共情。LJH老人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汉语都不会说，说的是裕固话。后来我认识了青海祁连的藏族同事，同事见我汉语说得并不好，便开始教我汉语，所以我当时说汉语都是青海的口音。每次跟皇城的汉族讲汉语时，他们有时听不懂我的青海汉语方言，我们之间就笑起来。”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老人集体记忆受到国家感知的影响，呈现个体与地方、国家的联系和各民族情感相依的事实。“集体记忆作为文化和心理的记录，是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过往的记忆，是引起群体性情感共鸣的标志要素”。除受到国家意识和情感联结的影响，老人的集体记忆还被叙事群体共同的历史经验所规定。“每个人都可以作为群体和社会的一分子与其他个体和群体共享情感体验的内容”。基于相似的经历和情感，个体叙事往往在群体的讲述中得到印证，并进一步激发老人的情感共鸣，唤醒更多的相似记忆。同样经过“大搬家”过程的老人YZM，听到LJH回忆的语言学习故事，基于个体经历，补充了“大搬家”后皇城镇多民族环境中语言学习的历史记忆。“我当时上的是马背学校，就是初中毕业的汉族学生教个汉字，对我学习汉语起了一点作用。以后就是兰州知识青年下乡来了，这个还有点作用，总的来说人家的文化程度就比下面的人们高得多，说话也都能说到地方上。”个体的口述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汇聚、还原区域历史的大致样貌。不同社会情境下，老人的讲述“依托于个人生命经历与心灵体验，其中蕴含的集体记忆具有强烈的情感力量”。经历“大搬家”的老人群体通过搬迁、婚姻、工作、教育等生命实践过程，积极融入多民族杂居环境，借助“自身文化价值及传统的自觉意识”，将“大搬家”后的国家意识叙事和互嵌环境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叙事通过个体回忆的交织实现整体表达。从个体到群体，情感支撑着集体记忆的讲述，串结出更加丰富的地方记忆。可以说，社会情境和情感的带动在共同推动老人记忆叙事。老人集体记忆的讲述不止局限于群体内部。通过家庭范围内的代际传承，以及扩大的交往圈的传播，情感融入的共同体叙事持续而具有活力。民族迁移故事原本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大搬家”的老人向后辈讲述搬迁的过程，既是地方历史的传承，也是情感教育的方式。对“大搬家”历史的追溯，同样也成为各民族群体中年轻人对老人的情感继承。2008年，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因为听到老人讲述过“故乡，有一条长满了皂荚的山谷”，深深被其中的意象所吸引，邀请汉族纪录片导演赵国鹏，在家中老人的带领下，重走当年搬迁之路。整个过程被镜头记录下来，完成了一部记录影像　《长满皂荚的莱纳贺》。在代际传承和超越民族边界的情感共享之间，“大搬家”的历史记忆被另一种叙事载体呈现，进而传播到更大的范围。情感融入的集体记忆，还有更多的载体形式。修建于　2015年的皇城镇民族陈列馆中，“大搬家”的历史成为解说词由讲解员讲述，并赋予支持国家建设、维护民族团结等意义，被当地各民族和更广泛的群体知晓。老人集体记忆不仅构成群体内部的叙事再生产系统，更突破族群边界，形成跨族际传播实践。其记忆叙事既在代际互动层面构建情感认同，又在族际维度塑造价值共识。集体记忆的国家和民族情感融入，本质上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以地方群体记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话语建构向内心共识转化，使之成为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

四、主体自觉：共同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强化记忆往往具有独特的类似“过滤”的机制，“集体记忆并非一种自发形成物，而是基于确有存在的历史事实，发生在现在并结合当下社会背景的不断变迁式建构”。老人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关系型记忆，其特征是“为维系既有的社会关系与平衡各种利益，即便过去经历了各种苦痛，人们还是倾向记住过去的积极因素”。从迁移到安居，经历过“大搬家”的老人群体倾向于彰显个体记忆中的积极内容，表明其记忆的集体和国家属性，形成与国家共同面对挑战，战胜困难，获得美好生活的同向、同质叙事。2011　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畜牧业生产区域全面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覆盖所有牧业生产群体。2016至2020年，精准扶贫战略持续推进，贫困群众社会保障资金发放。2022年以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结合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各民族共同富裕先行区建设等工作，推动赛马会、乡镇文化旅游艺术节、“文化遗产日”等节庆和文化旅游活动陆续开展。经历了建设家园的历史过程，通过集体奋斗，各民族共同发展，消除曾经的物资匮乏对人的生存束缚，走向共同富裕的现实图景，是老人集体记忆自觉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基础。基于“大搬家”老人的口述材料，从集体记忆到共同体叙事的迁跃呈现两个层级的认同，彼此作用，相互支撑。首先，是对“家园”的认同叙事。在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对国家、民族的情感会表现为对“地方”的亲昵与依赖，“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在共有家园的建设过程中，蕴藏着“大搬家”老人共有的奋斗记忆。在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现实映照下，他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凝思遥远的“故乡”，此心安处，便是吾乡。AYC老人说：“刚来的时候，东滩就有几个地窝子，现在我们就是在国家的帮助下，楼房也修起来了。我们这些放牧的人啊，冬天有冬圈，夏天有夏场，夏秋冬草场都把房子修上了。现在这个地方建设好。我们慢慢到这里蹲着就习惯了，儿女都在这里长大了，也就是我们的家。”其次，是对国家的认同叙事。中国在经济建设、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等多方面的发展成就使民众对伟大祖国的想象有了真实可感的现实参照。78岁的裕固族老人AFL住在皇城镇老年福利中心，全年收入约22500元，其中，每年的养老保险金额约2400元，草原奖补约4500元，五保户老人补贴约9600元，草原承包租金为6000元。养老保险、草原奖补、五保户补贴三类国家补贴收入占总收入的73％。老年服务中心免缴纳住宿费，只需缴纳一个月200多元的餐费。通过物质生活条件的前后对比，形成基于个体记忆的感恩叙事。“我们以前刚搬过来那时候，日子过得苦着。现在住到这里面就是天天慰问我们，这些床单、面粉、清油、米都是慰问的东西。现在政策太好，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党的政策越来越好”的认同话语生成于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社会保障和共同发展带来的相对富足的生活。“牧业社会转型是客观趋势和必然进程，也是推动牧业生产方式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积极力量”。有了基本的物质和生活条件之后，人们才可以用自身的能力、兴趣实践国家认同。“国家既是被认同的客体，也是主动赋予认同力量的主体”。在国家与群体的认同形成中，人们会因政治归属感和主体自觉性，在精神层面获得对国家的理解和认可，集体记忆叙事因此更加强调认同行动。71岁的老人BJH在2008年被确定为裕固族民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自豪感、荣誉感促使其全身心致力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保护实践。“我每天在手机微信群里教授各民族、各个年龄段的徒弟唱歌。有时候，我自己会把传统的裕固语歌曲尝试着翻译成汉语歌曲，或是把经常唱的汉族民歌翻译成裕固语唱词。我这（传承人身份）都是党和国家给下的，现在形势发展了么，我就是响应党的号召。”经历了“大搬家”的老人，其集体记忆的叙事源于家园、国家两个层级的认同及其后的行动。在记忆的认同表达中，从集体记忆自觉叙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会不断推动新的集体认同记忆的生成，新的认同记忆将会进一步支撑共同体叙事的发展。从“大搬家”老人集体记忆的产生、共同体叙事的生成及强化中，可以追寻民族走廊中各民族群体的集体记忆的发展和演进脉络，从而在理论层面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研究。首先，民族互嵌格局生成的新的社会空间是整合民族社会、推动各民族持续往来交流的重要场域。在此场域中，人们凭借生产互助、族际家庭交往及跨文化理解对自身的社会关系进行实践整合，在一定地域中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将多民族的相处过程融入集体记忆中，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基础。其次，“很多记忆现象都是基于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基于民族走廊的多民族交融历史，各个群体的集体记忆天然具有多民族互动内容。集体记忆凭借情感唤醒、代际传递和广泛传播不断具体化这些内容，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逐渐生成、凝结并发展巩固。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现代中国的国民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应基于并体现为对现代中国的责任认知，唯此方能激励和鞭策共同体成员能动地相向而行、团结凝聚”。民族群体根据社会变化和现实情境实现集体记忆的自觉叙事，呈现从家园到国家的认同逻辑，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

五、结语

经历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的老人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具体内容和微观呈现。通过地方民族社会的整合，多民族共居共生的形态为民族走廊的集体记忆赋予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斑斓色彩。在集体记忆的动态发展中，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内化于集体记忆的类别化的叙事中，集体记忆因此具有共同体叙事的国家感知和民族关系维系意义。集体记忆不但集中反映民族走廊中各民族往来交融的历史和现实，形塑各民族群体的国家意识，深化民族情感，而且在新时代具现出家园和国家双重认同叙事及群体行动叙事，以不同层级的认同为核心，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典型样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研究中，口述史作为分析文本和研究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口述史由具体的历史记忆、集体记忆构成。以口述史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不仅可以充分提供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内容，还可以从讲述者的话语中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何以言说、何以延续的动态形成和发展过程，显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丰富的内涵和多重叙事意义及体系。从口述史出发，再现基于社会整合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梳理基于情感融入的国家感知和基于主体自觉的共同发展叙事，可以阐释集体记忆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演进的普遍原则。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理念构建到现实建设的历史进程，其基本结构显现多层次、多维度特征，包括历史与现实基础、理论与逻辑引导、认同与实践探索等具体内容，集体记忆在其中打开了面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宽阔道路，从内容、形式和行动实践等层面具有多重意义。内容构成上，集体记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叙事资源；形式延续中，集体记忆通过情感浸润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凝聚，实现国家认同意识的培育和巩固；行动实践层面，集体记忆本质上具有以“叙事”的力量将意识转化为行动的指向，使实质的家园建设转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目标。

制作发布：内蒙古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内蒙古民族团结杂志社）